新中國成立后，位于糧食店街14號的六必居支店六珍號在1953年7月份合并于總店。原六珍號的經理賀永昌成為六必居的經理，所經營的油、醋、醬，兼糧食加工產量也達到了一個高峰，成為本行業中的首戶。

公私合營擴大生產

到了1954年4月，六必居的股東有34人，在職的股東為13人，股東代表是趙煜，經理是劉春魁，副經理翟廣鴻和王五杰。企業實有人數為66人，全月最高工資為600元，最低工資為384元，是全市職工收入的較高水平。

1955年初，六必居實行公私合營時，所核定的占地面積是三畝二分九厘九毫，有大小瓷缸500余口，分為兩個車間進行生產，共生產54個品種，當時年產黃醬12萬斤，甜面醬2萬斤，醬菜20萬斤，腌菜20萬斤，所生產的產品完全靠門市銷售，不作批發。為了滿足市場的銷售需要，曾于1956年和1958年在前門區進行過二次并廠改組，同時將工廠和門市部分開，由于人員設備增加，生產能力大大提高，年產黃醬近29萬斤，甜面醬18萬斤，年產醬腌菜90萬斤。

1958年7月，前門區和宣武區合并，為了集中生產便于統一管理，又將桂馨齋、瑞馨齋等廠合并給六必居，直至發展到生產工人147名，大小瓷缸1萬多口，為了基本上保持住六必居的原有風味，特指定兩個車間專為門市部生產高級醬菜。在當時副食品供應一度緊張的情況下， 為了解決醬菜供求的緊張關系，六必居的干部職工，鼓足干勁，企業似乎又煥發出了新活力。

蔬菜規格不符 影響質量

到了1960年12月，由于市場咸菜供應緊張，群眾排隊搶購醬菜，六必居不堪重負因而停業，1962年4月30日六必居恢復開業。在恢復經營醬菜的同時，經營黃醬、甜面醬、醬油、醋等業務。五角錢以上的醬菜，每人每次限購2斤。五角錢以下的醬咸菜，憑菜票或菜證供應。

而此時六必居由于原料問題和追求產量，原有的特味已喪失殆盡。市、區商業局緊急分析造成原有特味喪失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原料品種供應不全。如八寶菜的制作，因為沒有醬杏仁、醬桃仁、醬花生仁等果料和龍須菜、銀條、甘露等原料，只能使菜代替。八寶瓜的制作，因為沒有花生仁、杏仁、桃仁、瓜仁、青梅、栗子、青紅絲等原料而無法生產。最主要的是蔬菜規格不適合醬菜的要求，影響質量較為嚴重。過去六必居蔬菜的原料都是從固定的三世五代農民種戶中采購，農戶以特殊的種子選擇適當的土壤，所產出的產品完全包銷給六必居。如：永外牌坊村種的香瓜“八道黑”、安定門外黃寺的黃瓜“每斤6條”、朝陽門外王子墳、永定門外石村的蘿卜“二英子”等，這些菜蔬所制成的成品確實色味俱佳。而公私合營后，六必居的原料由公家統一采購，切斷了六必居與這些農戶長期保留的約定俗成的采購聯系。

還有生產醬的原料，過去使用的是河北豐潤縣馬駒橋的一號黃豆和好面粉，而當時給的卻是二號黃豆和標準粉，有時還給三號粉和黑豆，嚴重影響了成品醬的質量。

針對上述情況，1962年宣武區商業局為恢復六必居特味，曾向上級寫過報告請示解決糧食、果料、蔬菜等原料問題，但已積重難返。許多老字號在公私合營后，逐漸失去了自己的特色，已經無奈地成為了一個不爭的現實。

六必居醬菜出口日本

“文革”期間，六必居醬園成為了掃“四舊”的目標之一，六必居牌匾被砍了幾斧頭，隨后送進了北京展覽館，店名先后被改為宣武區醬菜廠門市部、紅旗醬菜廠門市部。

1972年，中國計劃向日本出口一批六必居醬菜，原定貼中國糧油食品進出口公司的商標，但在日方的堅持下，中方同意換成六必居的商標。這是“文革”后第一次以“六必居”的名義進行貿易活動。同年，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華，隨同訪華的日商提出參觀六必居醬園。根據周恩來總理指示，“六必居”大匾從展覽館取回，經過修整，重新懸掛于店堂之中。

1986年，六必居在豐臺區開發了1萬多平方米的生產廠房和附屬建筑，并從國外引進了成套自動化生產線，成為一個具有相當規模的現代食品企業。門市銷售的醬菜已有60個品種。六必居醬菜還制成了罐頭和軟包裝，銷往國內外。而當我們今天正在品味六必居產品的同時，又有許多新的歷史發現，例如：“平陽六必居”的拓印模板和帶有“京師六必居”字樣的紅錢盒，是否說明六必居曾有“平陽”說和“京師”說嗎？再有，六必居在嘉靖三十三年的錢置子、六必居明朝的老酒壺又說明了什么呢？……圍繞六必居也許有說不完的故事。